一、问题的提出
建筑施工企业的经营管理长期采取项目经理部负责制。围绕这一模式形成的内部承包,是江浙民营建筑企业崛起的核心经营机制:企业承接工程后交由内部职工或分支机构施工,派驻管理人员、统筹资金与技术资源并实施质量安全管控,承包人则在授权范围内享有经营自主权,按约定分享收益、承担经营风险。就法律性质而言,内部承包并非《民法典》合同编规定的独立合同类型,而是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方式,属经营自主权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784号建议的答复》(2022年6月22日)中明确,建筑企业有权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自主选择内部承包经营模式。
问题出在实践中的异化。大量名为内部承包、实为挂靠或转包的现象,使这一制度从效率工具滑向风险敞口:企业退化为资质出租人和资金食利者,只收管理费、盖章而不担管理责任,工程质量与安全因此失去实质管控。2012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即以《解答》的方式,为内部承包与违法转分包、挂靠划出一道红线。然而十四年间这一省级口径未再更新,而《建工解释(二)》已对资质借用、转包作出全新的规范安排。内部承包协议的效力认定标准如何把握,成为实务亟需回答的问题。
二、内部承包协议的法律性质与规范现状
内部承包的规范依据呈现"答复印发—司法解释沉默—新解释间接规制"的三段式结构。
第一段是2012年的省级口径。浙法民一〔2012〕3号第一条明确:承包人与其下属分支机构或在册职工签订合同,将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交由其施工,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的,可认定为企业内部承包合同;当事人以承包方无施工资质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该《解答》共解答23个突出问题,至今仍属现行有效的地方审判业务指导文件。
第二段是司法解释的长期沉默。《建工解释(一)》(法释〔2020〕25号)未正面规定内部承包,仅从反面规定转包、违法分包与资质借用的无效后果: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内部承包是否落入该情形,取决于其能否被证明为真实的内部经营管理关系。
第三段是2026年的新解释。法释〔2026〕12号第三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应当认定出借资质、允许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合同无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约定的资质借用费、使用费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在答记者问中明确,该条所针对的资质借用包括名为内部承包、合作经营或联营、个人承包、专业分包或劳务分包而实为资质借用的行为。名为内包首次被最高审判机关的权威解读直接点名。
三、浙江高院裁判规则的梳理与省内裁判倾向
浙高院2012年的标准可从正反两面理解。正面是隶属关系加资金技术支持:承包人须为企业下属分支机构或在册职工,且企业须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反面则是明确排除以承包方无施工资质为由的无效主张。其规范价值在于把认定焦点从有无资质转向有无真实隶属与实质管理。
这一口径在后续裁判中并未更新。检索未见2012年后浙江省级层面出台新的建工审判指导意见、类案裁判指引或审判白皮书,省内法院对内部承包的认定至今仍以该《解答》第一条为基准。省层面另有《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但属质量管理的行政管理规范,不涉及内部承包的效力认定。
省内裁判则呈现书面证据不足以决定性、实质管理才是关键的特征。浙高院(2017)浙民申1262号认定,承包人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在劳动管理部门备案、企业实际缴纳社保,且企业在财务、工程施工和技术、施工班子人员等方面进行管理,故内部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与之相对,丽水中院(2022)浙11民终1231号中,当事人同样以缴纳社保、发放工资、符合浙高院解答为由主张内部承包,两审仍认定构成转包。这说明劳动合同与社保记录只是主体要件的初步证据,企业一旦在管理、资金、技术投入上缺位,仍可能被穿透认定为转包。
2023年至2026年的省内裁判延续这一走向,认定无效的案件居多。温州中院(2024)浙03民终1554号、(2025)浙03民终32号两案均涉及以内部承包方式实际由不具备资质的个人挂靠施工,法院据此认定转包或认定合同无效;平阳法院(2023)浙0327民初3237号因内部承包人并非企业在册职工,认定协议实质为转包;瓯海法院(2023)浙0304民初1846号则因承包方整体承接工程并收取结算总价0.9%的管理费,认定属转包关系。宁波北仑法院(2025)浙0206民初16282号正面给出判断公式,即下属分支机构或在册职工个人承包、企业实际管理、对外担责三者兼备;嘉兴中院(2026)浙04民终1942号、1951号亦以在册职工身份、劳动合同与实际管理为维持有效认定的支点。省内裁判的实质标准相当统一,地域差异并不明显。
省级层面的口径亦已明确。浙高院(2020)浙民终1172号认定,涉案《工程项目经营目标责任书》系名为内部承包合同、实为转包合同,依法应确认无效;该案说明文书名称冠以经营目标责任书、内部承包等字样,并不决定其性质。宁波中院(2025)浙02民终1670号则提供了更细的层次判断:该案未径行认定为挂靠,而认为合同内容更多地符合转包合同情形,并指出法律并未禁止单位员工作为转包合同主体。这提示在册职工身份不当然等同于内部承包,审查尚需结合管理实质与风险归属。
管理费的处断口径需区分性质。浙江裁判对无效情形并非一律剔除全部费用,属于计价或结算方法的约定(如总价下浮、让利条款)即便合同无效仍参照适用。宁波中院(2022)浙02民终6291号中,当事人以协议实为管理费、无效应免予扣减为由抗辩,法院认定该条性质系税前下浮的结算条款,与违法分包无涉,仍按约扣减1144116.82元。与之相对,纯以收取管理费为对价而不参与管理的,难以获得支持。需说明的是,以企业实际参与管理为由酌定比例支持管理费的裁判,浙江本地样本中未见直接判例,该处理多见于外省法院,不宜径作浙江倾向使用。
四、《建工解释(二)》与内部承包效力认定的衔接
新解释对内部承包效力的影响,可从三个角度观察。
其一,规范接口的对接。内部承包的反面即资质借用与转包。新解释第三条(资质借用无效、借用费不予支持)与第六条(转包、违法分包的接受人参照合同请求折价补偿)为名内实挂、名内实转划出明确的法律后果线,与浙高院第一条的正面标准构成正反两面的评价框架。企业若不能证明真实的内部承包关系,即将落入该两条的规制范围。
其二,救济路径变化带来的定性倒逼。新解释弃用实际施工人概念并回归合同相对性:第四条规定,借用资质者以出借企业名义与发包人订立合同,发包人订立时不知且不应知资质借用情形的,借用资质者主张该合同直接约束自己与发包人的,不予支持;第六条规定,接受转包或违法分包者的折价补偿请求,只能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承包方主张;第七条允许其依《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行使代位权。这一安排使名内实挂者的救济路径明显收窄,反向抬升了真实内部承包的合法性价值。
其三,审查强度的实质提升。新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中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资质借用等违法行为或者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应当及时通报、移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涉嫌犯罪的移送侦查机关。这意味着法院会主动审查是否构成资质借用,认定标准的证据要求实际提高,浙高院2012年标准中给予支持的弹性表述,需收窄为可举证的实质管理。第二十三条另明确本解释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建工解释(一)》第四十三条关于实际施工人可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规则不再适用。
还需指出一个实务上的时间空窗。新解释仅适用于2026年6月3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判决上网尚需周期,故截至本文写作时,浙江全省尚无公开的适用法释〔2026〕12号的裁判文书,其他省份的适用案例亦属有限。文中关于新解释的推论,现阶段仍属规范层面的分析,有待后续裁判验证。
五、有效内部承包协议的构成要件与认定标准
综合浙江高院的正面标准与《建工解释(二)》的反面规则,有效内部承包协议的认定可归纳为三项要件与一项排除。
其一,主体隶属。内部承包人须为企业下属分支机构或已在册职工。分支机构以是否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判断;对个人,应以书面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工资发放、考勤与人事管理综合认定,而非仅凭一纸合同。否定要素包括劳动合同期限与施工周期完全重合、未实际缴纳社保、报酬与项目利润直接挂钩。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再256号即以劳动合同存续期间与工程开完工期间完全重合、且无工资发放与考勤管理证据为由,否定双方存在真实人事隶属关系。
其二,实质管理与支持。企业须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实际支持并管理施工过程与质量。具体情形包括:企业派驻项目负责人、财务人员、技术人员并在工程计量分割、支付对账、验工计价、分项工程质量报告等材料上签字;统一财务管理、设立共管账户;垫付材料费、劳务费;机械设备属企业所有或承租;指定长期合作的供应商;组织班组例会并实施考核。否定要素则是仅收固定管理费、不参与施工与管理。(2021)最高法民申6504号、(2023)最高法民终16号均因企业未提供人、财、物投入或未实施安全、质量及经营管理,仅通过固定收费获利,而否定内部承包的性质。
其三,对外承担合同责任。企业是对外的民事权利义务主体,内部承包人的行为属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归于企业,对外签署采购合同、租赁设备、结算工程款均须以企业名义。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最高法民再256号中认定不构成内部承包的理由之一,正是该内部承包人为项目的实际施工主体与最终责任承担主体;(2015)民申字第52号则反向印证——相关纠纷以企业而非承包人被诉,承包人并未以转包人身份对外担责,故内部承包关系成立。
其四,一项排除。即不存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规定的违法情形,包括承包人未派驻主要管理人员或派驻人员与企业无劳动合同、无工资和社保关系,以及通过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将工程转给他人施工等。
六、实务风险防范与建议
对施工企业而言,防范的核心是把实质管理固化为可举证的证据链。主体上,应严格限定内部承包人为在册职工或合法分支机构,保留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社保缴纳、任免调动的完整记录。管理上,应保留质量安全进度核心管理权,在资金、设备、供应商、技术人员配置方面提供支持,并定期开展质量安全检查、出具整改通知、留存验收报告与技术交底记录。协议条款上,应避免出现内部承包人自备全部启动资金、工程款由内部承包人与发包人直接结算、现场人员完全由内部承包人聘用且不受企业任免等表述,管理费条款须与实际管理服务相对应。诉讼应对中,一旦被主张系挂靠或转包,应以实质管理的证据链抗辩,并注意新解释第二十二条的通报移送风险。
对内部承包人而言,其在真实内部承包下不直接对外担责,请求工程款应依内部承包协议主张。若协议被认定无效,则应依《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新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六条主张折价补偿,此时管理费条款不受保护。就结算而言,协议有效时按约定的计价方法与标准结算;被穿透认定为挂靠时,管理费与资质使用费依新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明文不予支持,工程质量合格的仍参照约定折价补偿,而非据实鉴定。
结语
内部承包协议本身不违法,其效力之争的实质是定性之争。浙江高院十四年前的裁判标准把认定焦点从有无资质转向有无真实隶属与实质管理,方向是正确的;《建工解释(二)》以名实不符按实质定性的规则,从反面强化了这一框架。随着新解释第二十二条的通报移送机制落地,企业对内部承包的合规管理将从形式留痕转向实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