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份生效判决,确认了合同解除,却驳回了出卖人的全部实质请求。出卖人赢在解除,输在取回:法院认定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同时认定出卖人对设备的返还请求权属于债权,不足以排除买受人债权人的强制执行。当事人最终面对的,是设备被查封、价款追不回的“货、款两空”。
这类案件的症结,几乎从不落在“合同能否解除”上。买受人欠付绝大部分价款、经催告仍不支付,解除权的成立往往没有悬念。真正的分歧,落在解除之后:合同解除,出卖人能否重新取得设备的所有权?出卖人对设备享有的返还请求权,是物权还是债权?
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没有给出直接答案。第566条第1款只规定,合同解除后,已履行的部分,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至于恢复原状在动产物权变动语境下究竟意味着所有权自动复归,还是仅产生金钱返还之债,立法未明言。规范上的这一处留白,正是“物权说”与“债权说”分歧的起点。
本文以一个已审结的案件为样本,梳理两种学说的主张与依据,并回答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当出卖人已依约交付、已尽催告之责、已将设备控制到取回临门一脚的程度,现行规则仍令其沦为普通债权人,这样的安排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二、案例事实梳理
为便于讨论,先对案件事实作脱敏梳理。凡涉及当事人的名称、金额与时间,均按技术处理规则作了虚化,不影响对法律关系与争点的把握。
交易结构。甲设备公司向乙食品公司出售四台真空包装机,约定总价款一百一十余万元,其中绝大部分价款分期支付,乙食品公司先行支付一成左右的价款。
履行与违约。合同签订后约一年,设备交付乙食品公司并完成安装调试。此后乙食品公司未再支付其余价款,欠付比例高达九成左右,且持续时间逾一年半。在此期间,甲设备公司持续催告付款,并对设备采取了锁机等控制措施,催促乙食品公司履行,均无结果。
解除与取回未果。乙食品公司的另一债权人丙商贸公司对乙食品公司提起诉讼。丙公司起诉约一月后,甲设备公司与乙食品公司签订变更协议,约定乙食品公司返还设备、以返还设备折抵全部欠款、双方合同解除。协议签订当日,甲设备公司派车派员到场取回设备,吊装过程中遭乙食品公司厂内职工阻拦,设备最终未能装车驶离,仍滞留于乙食品公司厂区。
查封与诉讼。变更协议签订后约七个月,法院依丙商贸公司的执行申请,查封了案涉四台设备。甲设备公司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合同解除、确认其对设备享有所有权、判令乙食品公司返还设备,并主张不得执行案涉设备。
裁判结果。法院判决确认双方合同于变更协议签订之日解除,但驳回甲设备公司的其余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动产所有权自交付时移转,乙食品公司在设备实际交付返还之前仍是所有权人,甲设备公司的返还请求权属债权,不足以排除丙商贸公司的强制执行。
这份判决揭示出本案的争点结构:解除的效力已获确认,事实层面“交付、占有、未取回”亦无争议,唯一的、也是决定性的分歧,在于法律评价——合同解除,是否使设备所有权复归于出卖人。
三、“物权说”的核心观点与理论依据
物权说的基本立场是:合同解除后,出卖人对标的物享有的是物权性返还请求权,得依所有权对抗买受人的普通金钱债权人。
其一,解除的溯及力使给付原因消灭。物权说以“一时性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为理论前提。买卖合同属一时性合同,解除使合同自始失去效力,买受人保有标的物的法律原因随之消灭,所有权视为复归于出卖人。此时出卖人请求返还,性质上是所有物返还,而非债权清偿。
其二,第566条“恢复原状”可作有因性解释。《民法典》第566条第1款的“恢复原状”,物权说主张在所有权变动层面理解:对已移转所有权的动产而言,恢复原状即所有权回归与返还占有,而不仅是双方互付返还之债。这一解释将解除的后果直接接驳于物权变动,而非停留在债的关系内部。
其三,第235条提供请求权的落脚点。《民法典》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物权说的逻辑链条是:合同解除使所有权复归,买受人占有因此丧失权源,出卖人得以所有权人身份依第235条行使物上请求权。该条是典型的物权请求权,其效力强于普通债权。
其四,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的明确定性。相关会议纪要明确,在金钱债权执行中,若案外人据以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生效裁判认定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如买卖合同)无效或应当解除,并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则案外人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本可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这一表述是物权说最有力的文本支撑,将“买卖合同解除加判令返还”直接定性为物权性质请求权。但它同时附有两重限制:其一,该纪要在性质上属会议纪要,依现行裁判规范不得作为裁判依据,仅能用于说理;其二,其预设“已返还价款”的前提,并以“另案生效裁判判令返还”为典型场景。
其五,学理上的有因性说。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一时性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标的物所有权自解除时起复归出卖人,出卖人得依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主张返还。此为学理观点,属理论通说之一支,而非裁判规则,引用时须作区分。
四、“债权说”的核心观点与理论依据
债权说认为,合同解除不发生所有权的自动复归,出卖人对标的物仅享有恢复原状的债权请求权,与买受人的普通金钱债权人并无优劣之分。
其一,交付移转所有权的债权形式主义。《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本案设备于验收交付时所有权即移转于买受人,且无所有权保留之约定,所有权不因出卖人的意志而停留于己方。
其二,解除并非法定的物权变动事由。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所有权变动须以交付(动产)为要件。合同解除仅生合同之债的消灭与恢复原状之债,并不当然产生所有权的反向移转。解除的效果停留在债法层面,要回到物权层面,仍须另行完成交付这一物权变动行为。
其三,第566条文义上仅生恢复原状之债。债权说对“恢复原状”作狭义理解:恢复原状指向双方相互返还所受领的给付,在性质上是债的关系内部的结算,不能扩张为所有权自动复归。
其四,相关司法解释对动产的沉默。202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商品房消费者、预告登记、租赁、以物抵债、征收补偿等情形设有专门条款,但相关实体条款均限定于不动产,对动产、所有权保留、合同解除取回均未设专条。这种沉默,在解释上反而不利于动产出卖人,提示法院不宜将不动产领域物权期待权的保护逻辑简单套用于动产。
其五,类案裁判的主流。在“无保留条款加已交付占有加协议解除加仍由买受人占有至查封”的情形下,检索所见裁判一律采债权说,鲜有支持出卖人排除强制执行的案例。物权说仅在存在有效且登记的所有权保留时方有适用空间。
两说之争,焦点不在事实——交付、占有、解除在此类案件中通常并无争议——而在于“解除是否使所有权复归”这一法律评价。就实证法层面论,债权说有第224条、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司法解释对动产的沉默及类案主流的体系支撑;物权说可依凭的明文,则主要是上述会议纪要的有限表述。
五、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分析
将两说置于本案事实之下,争议焦点逐层展开。
焦点一:解除是否使所有权复归。这是决定全案的核心。若采物权说,则变更协议签订之日所有权复归甲设备公司,此后乙食品公司的占有即属无权占有,甲设备公司得依第235条主张返还,并据此排除丙商贸公司的金钱债权执行。若采债权说,则甲设备公司仅得请求返还之债,该债权与丙商贸公司的债权同属普通金钱债权,无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本案裁判采后者。
焦点二:查封时设备的权属。法院以“设备实际交付返还之前,买受人仍是所有权人”为由,认定查封时设备仍属乙食品公司的责任财产,查封合法。这一认定与债权说一脉相承:所有权既未复归,买受人占有之动产即其责任财产,可供执行。值得追问的是,这一推理将“是否完成返还交付”设定为所有权是否复归的分界点,实则把物权说的成立条件偷换为“已完成二次交付”——若所有权已复归、返还交付只是取回占有的履行动作,则“未完成返还”本不影响权属;而若坚持“未返还交付则所有权未复归”,则等于预设了债权说,循环论证的色彩显而易见。
焦点三:变更协议的性质与时间线。丙商贸公司起诉在先、变更协议签订在后,这一时间线天然构成“突击处分”的外观,是买受人债权人最有力的攻击点。但本案有两项客观事实足以对冲:其一,甲设备公司对乙食品公司的价款债权真实存在且长期催告,解除权早在协议签订之前即已具备,协议只是行使权利与清理债务的记录,而非债务人为逃债而新设的处分;其二,协议按合同原价折抵欠款,并非低价甩卖,丙商贸公司主张恶意串通或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的要件均不成立。真正需要辨明的,不是“处分是否逃债”,而是“甲设备公司自始享有的返还请求权性质为何”。
焦点四:“已返还价款”的门槛。会议纪要设“已返还价款”为排除执行的前提。本案甲设备公司虽已放弃已收的一成价款作为折抵,但严格以“已返还价款”衡量,尚未完成向买受人的价款返还,落入该但书的射程。这一门槛在本案中成为债权说之外的又一道障碍。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买受人欠付九成价款,出卖人已尽催告与自救之责,仍被要求先返还已收的一成价款,方有可能排除执行,这一要求对已尽力履约的出卖人而言,负担是否过于苛刻。
焦点五:交付与占有事实的决定性作用。本案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出卖人已把履约义务履行到极致——设备交付、催告、锁机、派车取回,仅差临门一脚(装车驶离)即告完成。而恰恰是“未完成返还交付”这一事实,被法院援引为所有权未复归、查封合法的根据。出卖人的努力越充分,反而越清楚地证明“占有未回归”,从而越不利于己。这种“努力自证不利”的悖论,暴露出债权说在个案适用上的深层问题。
六、倾向性结论与理由
本文的倾向是:债权说在法体系上固然周延,但运用于本案情形时,其结论难谓公平合理;对本案这类出卖人,实有给予物权性保护或程序性出口的必要。
债权说的体系优势,不应否认。从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看,动产所有权以交付为变动要件,合同解除并非法定的物权变动事由。将解除的后果严格限定在债法层面,能维持物权变动的确定性,避免“合同解除即自动回转所有权”带来的公示障碍与交易风险。就规则的普遍适用而言,债权说更稳妥、更可预期。
但规则的普遍合理,不能证成个案的公平。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三者的叠加:其一,买受人仅付一成价款,欠付比例远超法定解除线;其二,出卖人持续催告、锁机,已尽催告与自救之责,解除权早已具备;其三,出卖人已实际着手取回,仅因买受人职工阻拦而未完成。在此情形下,仍令出卖人与买受人的普通债权人并列受偿,意味着:出卖人交付了几乎全部财产价值,收回的却只有对已停产买受人的一纸债权。丙商贸公司的债权是金钱债权,甲设备公司的请求权若亦被定为金钱债权,则二者同序受偿、按比例分配,甲设备公司为买受人的违约与第三人的风险双重买单。
出卖人的“努力”不应成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前文已指出,本案中出卖人越积极地催告、锁机、取回,越印证“占有未回归”,从而越强化债权说的适用。这形成一个悖论:一个消极坐等、任设备为买受人所占的出卖人,与一个积极自救的出卖人,在债权说的框架下命运并无本质差别,而后者甚至因“取回未果”的事实而坐实了败诉。规则若导向这样的激励,便与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相悖。
出路不在推翻通说,而在规则的有限校正。本文不主张一般性地废弃债权说。更可行的路径有三:
其一,在解释论上,准确界定会议纪要第124条但书的适用范围。细察该条原文,其“案外人享有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之定性,涵盖“合同无效或应当解除”两种情形;而其“未返还价款则不能排除执行”的限制,文义上系针对“双务合同无效”的场合——即无效合同双方互负返还义务、若允许未返还价款的出卖人排除执行,将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财产、又执行不到应返还的价款。本案属合同解除而非合同无效,且出卖人已放弃已收价款以作折抵,并非分文未返。将“无效”语境下的价款返还门槛机械套用于“解除”情形,是规则的误植。对“买受人仅付少量价款即长期拖欠、出卖人已尽催告且解除权早已具备”的情形,应放宽“已返还价款”与“另案生效裁判”的机械要件,回归该条保护诚实出卖人的本旨。
其二,在立法论上,考虑对分期付款买卖中买受人未付价款达法定比例而解除的情形,赋予出卖人受物权保护的取回权,与所有权保留制度形成衔接。
其三,在程序上,为出卖人保留充分的救济出口,避免“仅确认解除、不排除执行”的判决使出卖人陷于货、款两空而无处主张。
结语
物权说与债权说之争,表面是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学理分歧,实质是法律如何在“物权变动的确定性”与“个案公平”之间作出权衡。债权说以交付为唯一变动标准,维护了公示与交易安全,却在买受人严重违约、出卖人已尽力自救的情形下,令诚实履约的一方承受不公。规则的价值,正在于其能在类型化的例外中自我修正。对本文所论及的出卖人,法律应当给出更公平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