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原告山西某公司以西藏某地质队、某县政府及西藏某开发公司借款不还为由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西藏某地质队、某县政府及西藏某开发公司连带偿还借款本金7890.659万元;2.依法判令西藏某地质队、某县政府及西藏某开发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连带支付借款利息2888.494671万元及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前的利息;3.依法判令案件受理费由西藏某地质队、某县政府及西藏某开发公司承担。被告西藏某地质队、某县政府及西藏某开发公司辩称,案涉借款主体为西藏某开发公司,与西藏某地质队、某县政府无关。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14日西藏某开发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一、董事双方一致同意我公司与山西某公司的合作。二、董事双方授权公司签订此次与山西某公司的合作合同。三、董事双方一致同意由公司办理股东变更、增资注册的相关手续。”西藏某开发公司根据该次董事会决议,作为甲方于2011年11月9日与山西某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某县政府、西藏某地质队分别将其对西藏某开发公司所有的26%的股份,共计52%的股份转让给山西某公司。合作双方对合作后的西藏某开发公司扩大再生产资金投入在合同第六条中约定:“1.经双方协商一致,合作完成后公司因扩大再生产,资源的勘察、开发、生产及加工所需要的资金投入由乙方负责组织。投入的资金作为合作完成后公司的借款并按照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支付借款利息。乙方从合作完成后公司每年利润中还款。如出现亏损,其他股东不另出资承担投入资金的亏损风险,只能从来年利润中补亏。”2011年11月28日,西藏某开发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董事会联席会议在山西某公司董事长耿某某的主持下召开,本次会议修改并通过西藏某开发公司的章程,确定公司董事长由山西某公司耿某某担任、执行董事由山西某公司李某某担任以及其他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等公司事项。2012年3月5日,山西某公司(甲方)与西藏某开发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协议》,在协议中约定:“1.借款用途:甲方向乙方提供的资金仅用于乙方扩大再生产,资源的勘察、开发、生产及加工等。2.借款期限:自甲方借出之日起。3.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流动资金借款基准利率上浮35%(甲方目前在中国某银行取得的借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35%)。每月20日乙方按所借款余额为基数计算并向甲方支付利息。”2012年11月12日,西藏某开发公司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张某某变更为耿某某,公司类型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股份制,股东由某县政府、西藏某地质队变更为山西某公司、某县政府、西藏某地质队。2015年10月8日,在西藏某开发公司董事长耿某某主持下召开西藏某开发公司第一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就解决山西某公司与西藏某开发公司合作存在的问题及西藏某开发公司存在问题作出决定,在会议纪要“二、公司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载明“山西某公司同意借给西藏某开发公司部分款项解决公司燃眉之急。山西某公司的借款在公司股份变化和有利润时先予归还。”2017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对山西某公司起诉请求解除与西藏某地质队、某县政府签订的《合作合同》,并要求两股东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利息、两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合同纠纷一案进行立案审理,某县政府、西藏某地质队于2017年10月3日提起反诉,经一审法院一审后,山西某公司、某县政府、西藏某地质队均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588号判决,判决第二项为“解除各方当事人于2011年11月9日签订的《合作合同》”,第三项为“山西某公司将所持有的西藏某开发公司52%的股权份额,分别返还给西藏某地质队和某县政府各26%的股权份额”。西藏某地质队、某县政府分别于2019年2月19日、2月26日与山西某公司就执行588号判决达成协议,并在本案立案前与山西某公司达成协议返还股权转让费,但山西某公司至起诉本案后仍持有西藏某开发公司公章,未进行移交,法定代表人亦未进行变更。之后,工商登记机关根据西藏某开发公司申请于2020年3月27日变更西藏某开发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达某。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9日作出(2019)藏民初18号民事判决:一、西藏某开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山西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6140.659万元;二、西藏某开发公司三十日内向山西某公司支付截止2018年12月31日借款利息2888.494671万元,并按相同计算方法支付2019年1月1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三、驳回山西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山西某公司不服,以西藏某地质队、某县政府亦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数额错误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5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终37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争议焦点
公司公章对法人意思表示的确认效力,特别是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借款纠纷中盖章行为的效力认定。
三、裁判要旨
1.在通常交易中,公司公章具有确认公司法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但并非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本身,在某些特定交易中,应当考察加盖公章时的具体情形,以便准确认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2.对于发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公司公章能否对公司产生相关确认效力,应着重审查盖章行为是否确实出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当事人兼具债权人和股东身份掌握公司公章的情况下,在《对账单》等材料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当然被确认为债务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进一步审查形成《对账单》的具体借款金额,以确定真实借款金额。
四、对普通人的启示
公章一般能确认公司意思表示,但公章不是法人意思本身。某些交易中要考察盖章时的具体情形,判断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对于控股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若股东同时是债权人、又掌握公司公章,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不能当然认定是公司真实意思。
还应进一步审查对账单形成的具体借款金额,确定真实债务数额。公司应规范公章管理,避免「人章合一」被人利用;债权人则要注意对账确认的独立性。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2024-16-2-103-004(山西某公司与西藏某开发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